如果不是柳州没有机场，如果不是桂林飞成都的航班只有周一晚上才有一班，我才没有精神再去阳朔了——周日晚直到凌晨一点我才把工作干完，又回房间看瓜哥与高怡平联手逗趣，这样一弄天都快亮了才闭眼马马虎虎睡了两个小时。
可是第二天一早还是起了床，第一次对坐车那么有兴趣地上了返回桂林的公交车。
下车已是中午，几个同行的同行们都不愿再坐车受苦，竟跑到机场旁的小店里开了钟点房睡觉去了，我一个人拎着我的方正跑向桂林至阳朔的小中巴——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才收五块钱，我觉得我这一次坐车坐得有赚，所以开心地发现下雨了，我们初到桂林时的闷热已不复存在。我更得意，觉得老天有意爱护我——虽然我很心疼地发现我那漂亮的绣花布鞋已经打湿透了。
车至阳朔，我才想起我几乎不知如何去玩——去什么地方才算好呢？
于是抱着电话给写过阳朔的麦丁打电话打不通，想问见多识广的咖啡有没有建议，手机又关了。于是我索兴由着自己性子，招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让她带着我四处逛逛——因为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什么远的地方都不敢去，而这里的景点真是不像话：那棵原本与刘三姐无关的大榕树（刘三姐是柳州人，只不过当年拍电影时导演看中了这棵树而已）被门挡着，非要18元钱才可以看。我舍不得花钱，也坚决不支持这种暴利行为便说不去了。司机是个好向导，善良地说：“那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地方吧。”多收了五元钱，她带我顺着一条小路走。
很漂亮的风景在雨中雾中看起来更是清新可人，连我一向坚持的“桂林之山，可远瞻也不可亵玩也”的论调也变了。司机带着我进了“骆驼过江”的景里面，虽不再像骆驼了，但丝毫不影响山的秀气。
一路上全是老外，他们与我一样坐在这样的车里看着四周，不管看见谁，我都大声向他们打招呼。一对老年人穿着鹅黄色的同色系的服装，很是让我感动。但过了一会儿我就想：“哈哈哈，这种嫩而鲜的色彩压根就不是给中国人这样的肤色设计的，中国人多半黄而黯，那样的外衣会让自己更疲备。”于是越走越开心。
由于什么景点都没进去，我得以在西街上闲庭信步。
出行前朋友对我说柳州最有名的是棺材，但在柳州我光顾着吃竟没去买。在西街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棺材就买了回来。（爱人说可以用来装口红，当着众人的面拿出来一定吓死不少人。）
还看中了一双鞋子，漂亮死了，而且是潜水员说的那种天生该让我这样的脚穿的鞋。讲了半天价才合了我心意，一试穿才发现那鞋子竟小了，弄得我一直帮那个店主游说另一个女孩子买。
随意走走，去喝了一杯咖啡——那店里没人。但墙上有鲍勃·马谦的画像，我就进去了。
喝完咖啡继续走，看见了一个小店里坐着一个小男生认真地弹着吉它。进去后他也不理我，一个人弹得起兴。我觉得有意思就踱进里间，他的花瓶好看，可惜我没东西装，不方便带走。小男生不弹琴了说：“坐吧！”我正想拒绝，他起身往CD机里放了ragge，我笑了坐在他店里的草浦团上。
不过并没有与他聊什么，只是看中了他的一瓶莲篷。他说不用管，那莲篷干了就会变成这种黑黑的颜色。加上一个花瓶就十分好看了。他对我说那小店竟是他自己的财产，而这个看起来不像广西人的小孩子竟是土生土长的阳朔人。我大吃一惊，告别时他说：“你是不是搞艺术的？”我大笑：“艺术等于屁！”他也笑了，说：“我也不是，但我有奇怪的想法——来自音乐。”
我说：“下次再来时再与你聊吧！”但会不会再去我也不知道。
着包的老外很多，我的笔记本包就显得很不合适宜。但管不了那么多，我想我喜欢在这里走走停停谁也管不着。他们说连相机都没有，玩什么玩啊。我笑了：“没有就没有，忘了就忘了，什么东西到了最后不都是会忘的吗？”
匆匆赶回桂林时我已经没有更多时间去桂林的步行街看看了，一路狂奔到了机场，已经开始换登机牌了。不过飞机晚点半个多小时才到，我连连叹息，早知如此倒不如在阳朔多喝一杯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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