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脚下的一滴泪

前言：很诗意的一个标题,很悲痛的一个故事。如果有人在读完这段文字后,感到笔者是在炒作某种东西,或者是给自己和故事的主人公贴金,那么,我想说,有这样想法的,就只剩下卑微了。

　　说一滴泪,我承认我是在"诗化"自己当时的失控。但这并非我所愿。每每回想起当时当下的情景,我就会失控。为了不再失控,我只有从这样一个诗化的标题开始,诗化地回想当时的一切……

　　4月25日,一个类似在珠峰大本营无数个平常的白天一样的一天,却因为新华社西藏分社两名前往珠峰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的记者将要回到大本营而有些许的不平常。其实,24日晚上,大本营的我们和坚赞之间的通话才使25日变的不平常。

　　午后开始,大风如期而至,这就如同瑞士手表匠制作的精确手表一样准时。没有人在意已经在耳畔回响了一个多月的大风和大风敲打帐篷发出的"哗哗"的声响。

　　迎着大风,分社音像室主任群桑、司机边巴和我,轮流从帐篷外探头,向那条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头牦牛走过却依然模糊的路,逡巡着一点颜色(登山装备张扬的颜色),一点动静－－等待着分社摄影记者索朗罗布和音像记者坚赞的回来。

　　无数次回头,等待的心情逐渐变成了焦急。于是,在珠峰大本营遍地的鹅卵石和丰田陆地巡洋舰轮胎"__"的摩擦声中,我们把车子开到直到不能再开的小山破旁,等待着他们－－同事、朋友、犹如亲人－－索朗和坚赞－－的到来。

　　当我们的车子懑着油到达我们只能到达的尽头,坚赞的身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一副硕大的眼睛把坚赞原本就瘦小的脸蛋遮住了一半,专业的登山徒步鞋子,专业的登山装备,使我们在瞬间失去了对坚赞原先一切的熟悉。

　　拥抱,握手,边巴师傅赶紧把坚赞身上沉重的背包卸下,又急着将先前准备好的饮料递到了坚赞的手上。

　　寒暄过后,我们顺着坚赞刚才走过的小道张望。鲁迅先生说,世间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变成了路。鹅卵石中间的羊肠小道,确实是被那些愿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登山者们走出来的。"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索朗才能赶到,我是背着自己的包和索朗的包先下来的。"坚赞还在喘气。

　　24日晚上的那通电话交谈的内容让我们越发焦急。

　　海事卫星除了通话费用非常之昂贵外,确实是个好东西。按照原先的约定,每晚9点种通话是我们之间唯一保持联系的方式。电话那头的情形是我们－－群桑、边巴师傅和我－－谁也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没有到过珠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但听西藏登山队的老队员大其米说,珠峰的6500米,是他们所攀登过的所有山峰中高原反映最强烈的一个点,因为在珠峰北坡和嶂子峰的夹击下,前进营地有两面反弹的大风,以致空气稀薄,含氧量极低。头痛是到达过这里的所有人的共同感受。

　　不知是什么原因,电话里坚赞的声音变声很严重,但从坚赞的语气中,我们至少能够臆断这是电话的原因。于是坚赞说了很多他们当天的事情还说第二天将要回到大本营,末了说索朗在前进营地身体欠佳,却没有随他一起回到大本营的想法。

　　也许,对于年长者来说,身体的重要性有着切肤的感受。于是,老同志群桑立即要索朗听电话。

　　群："老索,你身体怎么样？"

　　索："还行。"

　　群："那坚赞说你头痛,失眠,几天没有进食？"

　　索："吃不下,看到火就恶心。"

　　群："那你明天应该回来！"

　　索："没事,可能过两天就会好起来！"

　　群："索老弟,你可千万别硬撑,身体重要！"

　　索："我知道！"

　　抢过群桑手中的话筒,边巴师傅急不可待地说："索朗,身体要紧,千万别硬撑！"

　　当时,我的脑子里一下出现了许多个说服索朗下山的理由－－上有年近70的老母亲,下有还在读初中的孩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但当我从边巴师傅手中接过话筒的时候,我只跟索朗说了一句话："我们明天等你回来。"

　　除了有不期而至的大风和零下几度的低温,还有对索朗的牵挂,让我们在24日的晚上失去了很多睡眠……。

　　于是,边巴师傅和我,从车里拿出两罐红牛,顺着坚赞走过来的路,去接索朗。心中的急切,演化成了加快脚步的催化剂。

　　年轻真的是一种资本。就如同索朗的身体不比坚赞的身体一样,没走几步,我已经远远走在边巴师傅的前面。

　　在这段路程里,我一直在想象着索朗的模样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臆想。等到我离开车子走了将近40分钟的距离,远远处看到了一个红点,我下意识地联想到了索朗平时穿的红色的户外装。于是,连走代跑。在一个小山破上,我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索朗。

　　一个猛烈的对视后,就是片刻的无语。而后就是我失声的痛哭和紧紧的拥抱。

　　紧紧的拥抱让我感受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博大和宽广,肆意流淌的眼泪更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知天命"的男人脆弱的一面。

　　"我怕我这次下不来！" 令我众生难以忘怀的一句话,从哭声中淌进了我的耳朵。

　　我绝对不想形容当时我所见到的索朗,因为我肯定我又会失控。然而,当一个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和一个正值壮年的小伙子,拥抱着、痛哭着的时候,一种情景我相信会出现在每一个人的脑海里。也许有些人想象的是痛哭者扭曲的脸庞和馄饨的声音,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想到的是一种悲惨的境况。这也许就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所以你为你、他为他的原因了。

　　如果一种痛哭持续了很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秀？意味着做作？抑或是意味着彻骨的刺痛？

　　我的痛哭被珠峰山谷呼啸的大风侵吞了,片刻之后赶到的边巴师傅强忍着失声,落泪了。当索朗和边巴师傅－－这一对新华社登山报道的老搭档－－拥抱在一起落泪的时候,天地间一种超越爱情和亲情的友情,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此时的索朗已是满面泪痕。

　　扶着索朗,我们一边一个,顺着盘旋山坡的小道,回到了车子旁边。群桑此时正架着机器,把镜头对准了我们。我有意识地避开了这个可能会成为新华社历史资料的镜头,因为我知道我什么也没做过,我无法让自己成为一种珍贵资料的主角之一,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

　　回到帐篷,寂静的让人有些恐惧。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打破大家沉湎的情绪。

　　幸好,登山队的老队员嘉措和嘎亚进入了帐篷,来看望索朗和坚赞。十多年的登山报道,让索朗和西藏登山队所有队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正是凭着索朗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受到了很多优待,实在是感激。嘉措和嘎亚跟索朗谈了很多上面的情况,还有索朗的身体情况。

　　寂静于是被打破。

　　"五天啦,根本吃不下饭,晚上头痛难眠。"

　　"2003年的时候,我到前进营地先后去了两次,也没什么事,这次不知是怎么搞的。"

　　"咳嗽,没完没了的咳嗽,痰中还带有血丝。"

　　索朗说着。

　　但我们知道,从珠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索朗发了很多照片,很多珍贵的珠峰测量队员、珠峰科考队员和西藏登山队队员工作、生活的照片。

　　说罢,群桑直视着索朗浮肿的脸庞,说了一句话："明天跟我们一起回拉萨,检查身体！"

　　我以一种下命令的式的口吻－－虽然我无权这样对待索朗－－跟他说了一句："明天跟他们一起回拉萨,我一个人留守大本营！"

　　坚赞也随声附和："在上面5天,你什么饭也没有吃,身体怎么受得了？"

　　边巴师傅的话,让我们再一次难过："以前我多少次去接他,每次回来都像今天坚赞回来时候一样精神。"

　　在我们苦口婆心－－我想只能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的劝说下,索朗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我们一起到樟木去休整两天,这样我的身体可能会恢复。然后我和边次回大本营,你们回拉萨。"

　　这句话被我们一致忽略了－－是故意的。

　　于是,"孤立"的索朗不再言语。这时,我们宁愿相信我们已经说服了索朗。

　　第二天早上10点多种,丰田陆地巡洋舰在边巴师傅娴熟的驾驭下,载着新华社西藏分社的群桑、索朗和坚赞,离开了珠峰大本营。我挥手片刻,一种悲喜交加的情绪顷刻涌现。

　　独自回到帐篷,我才发现,原来,索朗把自己的大部分东西留在了帐篷内。

　　这意味着什么？

　　到此,故事讲完了。故事的讲述者,当然是可以忽略的,但是故事的主人公,是万不可忘却的。当然,不该忘却的不应紧紧是他的名字叫索朗罗布,更应该记住的,他是一名新华社的记者,一名为新华社的事业兢兢业业,不惜付出身体代价的优秀的、平凡的、朴实的、坚韧的藏族记者。

　　借用新华社名记者慎海雄的一句话结束这个－－也许很多人觉得很平常－－的故事：因为他的名字前面,有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