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永远的长征(图)

2006-12-14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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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记者重走长征路

  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恰好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十字路口。

  长征之前的一年,黄河堤坝多处决口,加之多年的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长征之后的一年,日军侵占华北,中华民族进入抵御外侮的全面抗战,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那个历史的紧要关头,长征并不是当时最受人关注的事件。长征的意义,是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慢慢显现出来。这支衣衫褴褛、势单力薄的军队在中国版图上的漫长迁徙,在中华大地上埋下了主导中国历史变革的种子。

  70年以来,这粒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长征之于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仅仅是一支军队的漫长行军,而是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让人们去追寻、去思考。无数人走上了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在迷茫时,彷徨时,遭遇困境时,萌生希望时……他们从这次传奇式的伟大远征中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热情澎湃地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疑问,你都必须承认,长征是伟大的。”

  写下了这些句子的斯诺并没有经历过长征,他只是在陕北苏区采访了这支走过长征路的队伍。背着一大袋资料和手记风尘仆仆地走下黄土高坡时,斯诺喜不自胜地对妻子说:“我发现了宝藏!”

  45年后,斯诺的同胞索尔兹伯里又走上了长征路,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支队伍走过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远征。一路走访下来,索尔兹伯里服气了,他把自己的采访见闻结集出版,定名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2001年,一本名为《人类1000年》的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书中公布了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共同评选出的,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百件重要事件,其中中国入选了三件。长征,与罗马教会颁布历法、爱因斯坦发表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论文、DNA链的奥秘被解开、“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等事件共同被认定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真正走过了长征路的中国人却没有像他们一样,留下这么多的赞慕之辞。自长征胜利以来,几乎每年都有重走长征路的人,可无论是当年的老红军,还是专家、学者、记者……他们只是含蓄地思索着自己的体会,从没有谁的言辞能够超过毛主席1935年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段著名的讲话——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跳跃了二万五千里的一颗火种

  如果复原回红军长征时的历史情境便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正在为自身的生存苦苦辗转。

  这时的中国已经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塘沽协定》使南京政府客观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桂系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直在努力甩开蒋介石;福建军阀事变加大了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整个华北虎视眈眈……

  老天也不肯帮忙,1934年,中国农业全面歉收,稻米产量比1931年低34%,小麦低产7%,国内农业总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30.7亿元。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评论是:“中国的农村严重贫困”。

  当时的中国,民众心理状态一片低迷。辛亥革命早已过去,大革命失败的血腥阴影未消。百姓们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和接踵而来的一次次失败,心中几起几落,失去了对革命的热情和执着。困坐愁城,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也不知道希望在何方。

  就在这一年里,红军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是一场由于失败导致的长途跋涉,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中,从来不讳言这一点。

  但是,用斯诺的话来说:“也许在别的队伍将是一场军心涣散的溃退,但红军却把它转变成了一场精神抖擞的进军。”因为红军不但胜利到达了目的地,还保证了核心力量完整无损,队伍的意志坚强仍一如往昔。

  在当年百姓的眼里,红军实在算不上一支体面的队伍。

  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说,红军身上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都有。有人穿着土布缝的粗衣裳,有人穿着国民党的军服,甚至还有人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

  哈达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邓玉红说,红军很衰弱,一个大小伙子居然抓不住小小一只草鸡。

  但是,这支看上去褴褛的队伍,却用自己的双脚硬生生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如果你看到毛泽东在长征中为什么落泪,你就会明白,长征的精神已经被升华到了人类优秀精神遗产的高度。”刚刚写成《长征》一书的作家王树增说。意志如钢的伟人毛泽东平时不轻易流泪,但在漫漫长征路上却数次流下热泪。

  1934年年底,红军长征到达乌江南岸后,发现当地穷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榨得一干二净,便得到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干人”。

  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当毛泽东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当即热泪盈眶。他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

  这是毛泽东在长征出发以来的第一次流泪,即使是此前的爱妻杨开慧遇害、此后的长子毛岸英牺牲,毛泽东也没有像这样地在公开场合流泪。而这时的红军,刚刚遭遇了湘江血战,主力损失过半,鲜血染红了一江碧水,整支队伍前途未卜。

  早在井冈山时期,青年毛泽东便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遍遍书写着他的理想:中国往何处去?但是在长征途中,这个答案逐渐清晰。

  徒步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路途,没有谁能比红军更了解中国。他们用双脚丈量着中国,在途中不断确认着、执行着、传播着革命的精神和正义的力量。

  途中,红军共爬过18座山脉,渡过近百条江河,经过12个省份,顺利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经过的省份共有两亿多民众,很多都是中国军队十几年未曾去过的地方,这使得红军更深切地体察到了百姓疾苦,也有了更多据实改革的政治思路。

  1935年中旬,红军走过四川达县的时候,当地的田赋已经预交到了1975年。当时的国民党税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捐税的名目有1756种。不种田的有懒惰捐,大小便有粪溺捐(海南),娶妻的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福建),扫地有垃圾捐,以及过路钱,交通税,不一而足。

  而红军无疑是百姓们的一大希望。当红军在四川境内写下“抗税有理”的标语,并没收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穷人的时候,不少人当即参加红军。队伍走到川北的时候,甚至有农民翻山越岭地追赶红军,要求他们绕道到自己乡里去“解放”他们。

  93岁的老红军邬家珍清楚地记得:参加红军被发现了是要杀头的。邬家珍也同样清楚地记得,红军是干实事的。她义无返顾地参了军。作为一名宣传干事,沿途写下“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的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举办戏剧演出。

  在四川,像邬家珍一样参加红军的人超过了8万。红军走过的地方,像一颗火种,悄然间为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农民注入了精神力量,给了他们真正的主心骨。

  传递了二万五千里的前赴后继

  对红军来说,怀揣着正义和理想走下全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大地上零散的千万家百姓所获得的幸福,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一个个长征中留下的故事在70年后依然被人们所传诵——

  翻越党岭山是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最高、路程最远”的一次爬雪山经历。沿途常有条状的雪堆,下面便是冻僵的尸体。兵站部长吴先恩发现一个简陋的雪堆中居然露出一只胳膊,拳头紧握。跑上去掰开手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大洋,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

  无论何时何地,谁会忍心把功利的标准加在这位牺牲的战士身上吗?

  “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在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天险后,气喘吁吁赶过来的追兵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看见了留在墙上的几条标语。而大渡河上红军先头部队一天之内240里的急行军至今仍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话题,国际上不少久经沙场的将领都坚定地认为:“没有哪支队伍能走得那么快。”但240里的纪录确确实实是红军穿着磨烂的破草鞋走出来的奇迹。

  不管世易时移,谁能硬是用世俗的观念评价这支远征的红军吗?

  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战士占40%以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一支年轻的队伍,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依旧秉持着坚定的信念,前赴后继,这就是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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