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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二三店,
花银四五千,
购物六七件,
十八九挨宰!
为何店家的数目怎么这么少, 不是进了好多家店吗? 女士们的解释是这样的: 买了东西的店才算店, 否则只是看看而已。 同理, 她们要自己花出去的现金才算数, 刷卡是不算的。 不过好在收卡的店不多, 人家都要现金。不管我们被宰了多少, 砍价成功不成功, 这襄阳路购物之旅还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 孩子们可以看看上海普通人家的生活, 要不然, 他们还真以为上海是由金茂大厦和正大广场合成的。看看里弄人家在板凳上吃饭, 在衣架下纳凉, 在水泥槽子里淘米洗菜, 在光线暗淡，温度高强的过道里炒煮煎蒸。 就不是很大的文化冲击, 也应该有相当不同的感受。最起码, 可以回答他们从小就有的一个问题,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到美国去住啊? 中国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当时总是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 爸爸妈妈有机会移民出去, 起码可以给别人留一个稍大一点儿的空间。 这一次, 从摩登的南京路到简陋的弄堂, 到处都是人, 从清晨的豫园到午夜的外滩, 还是到处都是人。 他们感慨地说, 中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前几次回国, 对国内的交通颇为头痛, 有一次在成都, 还卷进一场车祸。那些出租司机们的超高超技术, 临危不惧, 处变不惊的素质, 令人叹为观止, 实在不好意思去坐。 对司机与司机之间, 司机对行人的漠视也印象深刻。 行人与行人之间还好, 互相精诚相见, 团结过街, 大家结阵而行, 就差没有手挽手了。 让那些想钻空子, 各个击破行人的司机们无机可乘。 但无论如何, 我每次过街, 坐车时总是反复叮咛, 左右观察, 系好安全带, 关好门窗。 好几次, 成为同伴们的笑柄。 说你真变成美国人了, 就你这样子, 当然去打伊拉克要吃败仗. 真是纸老虎, 少爷兵。
这次在上海, 对出租车司机的印象却大好。比之后来各地的出租车, 上海的出租车看来水平最高。
前面已经提到从虹桥机场送我们到浦东的出租车司机, 水平不低。 后来多次打车, 印象越来越好。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相对礼貌, 对路人和别的车也比较谦让, 多次看见他们让路, 让车, 让行人, 真是礼让行车。 我开始以为是管得严, 后来发现很多是自发自动的。
首先是鸣号， 以前，上海的出租车和全国, 全第三世界的出租车一样, 喇叭声连天。 从坐上出租车, 到付钱下车, 喇叭声不断。 司机们习惯成了自然, 不摁喇叭好象没开车似的, 当然。 这里的司机也包括所有的公家车与私家车。 现在大不一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喇叭声。 礼貌行车, 上海勘称全国第一。 相形之下, 北京的汽车喇叭声就喧嚣得多。 我在北京住在十六层楼上, 从早到晚, 楼下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 虽说也是不准摁喇叭, 但司机们照摁不误, 警察则没有什么权威似的。 把这疑惑请教北京的朋友, 朋友笑着说, 不是警察没有权威, 而是当官的更加威权。
你想啊, 京城里头, 天子脚下, 谁的官不比个警察大? 你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不要说北京市的警察局长,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长都得陪小心, 你说你犯得上吗? 而上海城市里的喇叭声则明显地少多了。 有一次从浦西回浦东, 司机一声喇叭都没有摁, 了不起。
其次是干净。 上海的出租车比其它城市的出租车干净。 司机的白手套是真的白手套。 座椅也很好。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态度。 上海出租车司机的态度, 明显地要好于其他城市。相形之下, 有些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们有一股说不出的大爷味道。他们好象对这项工作满不在乎, 委曲了他似的。 一副我不干这个我去干别的就是的派头。 对自己的工作不喜爱不重视, 怎么能干好呢? 这样的态度最后落实到乘客身上, 乘客所得到的服务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们则大都兢兢业业, 比较认真。 也许他们心里也有种种不满, 但他们的口头上和行动上却不会表现出来, 起码不会对陌生人表现出来。 他们给人的印象是, 既然干上这份儿工作, 就要把它干好。
对南京路, 西藏路交口的中百一店,一直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当年的中百一店, 居全中国购物的四大圣地之首。(复习一下, 其它三大圣地为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 广州南方大厦, 天津劝业场。) 它里面有一架罕见的电动扶梯,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电动扶梯。 当时看见它, 心里那个激动, 真跟找到了组织一样。
旧地重游, 当然要去朝拜。 进得店来,那电动扶梯却不知去向, 但旁边楼道里的电梯却是一点儿也没变。 想当初我们住在九楼的天台上,电梯只到八楼, 下了电梯, 要再爬一层才到天台。有时下雨, 天台湿漉漉的, 南京路的灯光反映上来, 真有上海屋檐下的感觉。
这一次却真是去买东西。 写好票, 去收银台付款,再回来取货。 七找八找找到收银台, 很亲切, 还是那种老式龛笼式的柜子, 用木杆围上, 有一个半圆形小孔, 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正在低头看账什么的。 见她忙, 便退后半步, 以免瓜田李下之嫌。 稍停, 咳嗽一声, 示意我的存在。 她抬抬头, 视若无睹,又低头忙活儿。 稍后, 一位女阿飞模样的女子靴声得得地走了过来,她无视我的存在, 把那装饰豪华的大挎包往那小孔前的木板上一摔,就要付款, 里面那人, 竟也抬头伸手,就要接发票。
“慢着,”说时迟那时快, 我语调柔美地詢问, “这里, 不需要排队吗?”
接下来的发展有些出人预料, 这两人的神色好象是见了外星人。先是怀疑我是否有神经病史, 继而揶喻我装模作样, 最后建议我去见集团总裁。我磕守底线, 坚持我先到先接受服务的权利。 事情动静有点大了, 那边的柜台和我家人都过来观摩。 中百一店的结论是我自己站得离小孔过远, 如果我紧贴木板,不给女阿飞以可乘之机, 就不会发生下面的事, 所以是我自家不识相。 我太太的结论是,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 语言不通, 披挂不全,没上阵就是一副败象, 还是撤离为好。 于是我虚张声势， 且战且退。
那么我们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呢, 值得这样兴师动众的?儿子患有小儿哮喘, 用一小包装着他的吸入剂等等。 他到什么地方都背着那么一个小包,很不帅气的样子。 小包在飞机上开了线, 害怕药品丢了, 所以决定换一个新的给他。 他还舍不得原来那个旧的, 因为那是电玩任天堂的授权产品。他商标意识很强,襄阳路那边的仿冒品他是不要的, 情原要一个最普通的国产. 现在, 他得意地说, 叫你们不要去买, 窝火了吧? 算了，那些人变态。 他安慰我说。他妹妹跟上来一句, 就是, 人妖。 好家伙, 在北京去了两周的中文夏令营, 就学会了这么俩词儿, 一千八百元人民币一个， 发音倒是字正腔圆。
二OO一年来上海时, 南京路步行街已经很漂亮了。 孩子们还特意去坐那观光车, 从头坐到尾, 再坐会来, 兴高采烈。 晚上, 街灯亮起, 这一对生长在美国乡间的孩子直惊叹中国大都市的繁华。
这一次, 装饰更加漂亮, 灯光更加明亮。 市民更加自信, 衣着, 特别是年轻人的衣着更加有品味或更加没有品味。 小伙子们的衣服越来越松垮, 称为“酷”(Cool), 我称为 “引”。 这“引”是英文in的谐音, 原意是入时, 当令, 翻成中文后还有引导潮流的意思。 这是我的翻译, 特在此申请专利。 女孩子们的衣着却是越来越短, 越来越露, 越来越不象衣服。 我本来要写越来越不象样, 害怕批评, 改了。 尤其是那裤腰, 每况越下, 令人提心吊胆。 你看她们一排排坐在路边的石凳上, 从后面看去, 腚沟毕现, 一排的“腚沟妹”, 这又是我的新造词, 再申请专利。 05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里, 一排讲德语的年轻女孩坐在石凳上, 从后面看去, 就是这么一幅情景, 当时吓了一跳, 直惊诧洋妞的大胆前卫。 如今在南京路上旧景重现, 还真是感叹中国与世界接轨得很。若有人要说, 你为什么专门要去看人家的腚沟？ 答曰, 乳壕实在过多，且多为人造。
说是这么说, 但实际上这种穿着还真是有碍观瞻。
那些女孩穿成那样, 其目的就是要人看, 要引人注目, 要 “炫”。 如果一个人真能对如此光辉光彩光明光滑光光的物体无动于衷, 应该说反而是这人有了问题。 就好象杰克。伦敦写的马丁。伊登, 当马丁对满街的美女无动于衷时, 他的女友非常焦虑, 隐隐感到他的生命之路快到尽头。
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代沟. 我们自己年轻时, 不也标榜我行我素吗? 不能到了自己这一代, 就要求改变自然规律吧? 苏格拉底两千五百年前就说过的.
但在南京路上, 穿得如此暴露, 很可能给人以错误的印象, 尤其是在夜晚。
十点钟, 辉煌的楼形灯息灭了, 只有街灯还相对昏暗地燃点着。 一般来说, 灯一暗, 好戏就要上场， 这华丽的南京路步行街也不例外。 昏暗的灯光, 正好给某些不需要什么光明的行业提供了场景。因为照相, 我单独落在了太太和孩子们的后面。 一转身, 一个穿着短而露的漂亮女子正挡着我, 眼光很放肆。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就这么僵持了比正常多那么多的时间。 看我没有反应, 她嘴边的浅笑变成了不屑。 突然, 她从我身边直走过去, 当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 我正奇怪她的行为, 却看见那边走来一个单身的洋人。 原来, 她找到了更可能的猎物。 只见她快步上前, 到了那人身旁, 慢下脚步, 装着不经意碰见似的, 老练的扭头一亮相, 等那洋人开口。 果然那洋人说了些什么, 那女人大笑着引诱。 谁知那洋人右手拊左胸, 点点头, 然后把两手一摊, 咕噜而去。令那女人好不失望。 失去了洋货, 再回头来找国产, 可她看到我与家人在一起时, 再次失望而去。 我太太神密兮兮的对我说, 你看那边。 我说我早就看见了。 她说, 不是这一个。 果然, 街对面暗淡的街灯下, 另一打扮妖绕的女人正与另一白头外人相拥而去。
正迷惑间, 忽然发现宝贝儿子不见了。定睛一看, 两个半老女人正在与他拉拉扯扯, 说是要请他去品尝饮料。这小子一年来猛窜一头, 挟着母家东北人的血统已与他老爹难判高下, 难怪那两个王婆不知道已经犯下了侵犯未成年罪。 太太上前斥夺, 竟还被质问, 你是他什么人? 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太座勃然大怒, 说我是他妈! 母性天然, 护犊情深。 王婆们还不放手, 说你那么年轻, 不像。 儿子不知问题之严重, 说去喝一杯就回来。 他哪里知道, 如果去了, 今晚这世界上一定会减少一名处男。 太太对我喝道, 还不快来帮忙。 于是我义不容辞地过去说, 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收不收外卡呢? 王婆们说, 不收不收, 那边取款, 指的是工商银行。 这一招不灵, 我便举起手里的照相机说, 照相呢, 去可以照相吗? 王婆们警觉起来, 说不照相不照相, 才讪笑着松了手。
呵呵, 夜晚的南京路, 下一次我是不是应当自己单独来?
朋友派车来接我们去杭州， 是与上海道别的时候了。 出城的时候， 我请师傅在复兴中路上转一转，那复兴公园对面的重庆公寓里， 有我许多美好和不美好的回忆。 复兴公园没怎么变， 当年三分钱的昂贵门票， 不知道涨了多少。 只记得当年我和表弟们要等天黑人骑人从围墙上翻过去。现在想起， 可不跟墨西哥人偷渡美国差不多？
老式电车也早就没有了， 当然那叮噹铃声也跟着变成历史。 还记得有一次， 母亲， 姨母和我坐在后排的长椅上，听那卖票阿姨用小小的惊堂木敲打着车帮。 姨母掏出一毛钱， 叫我去买两张票， 四分钱一个人， 她说。 她自己有月票的。 于是我奋勇上前， 到了美丽的卖票阿姨那里， 车一颠簸， 我脱口而出，买两个票。
刚才美丽的卖票阿姨突然不好看起来， 她把车票和找钱塞到我手里， 鄙夷地说， 两张票，不是两个。 转身， 对其他乘客不屑地说， 格小宁讲两个票， 怪哉。
于是前半车的人哄笑起来，格小宁， 伊拉讲两个票。买两个票。
我满脸通红地把票和钱交给姨母， 她也很没面子。 回到她家， 她对母亲说， 四姐， 你怎么教的嘛。我母亲是她的四姐。
母亲也没好气地说， 他又不会讲你们上海言话。 她们都是从前的联大学生， 不是谁可以吓倒谁的。
“那他现在就应当会讲！”姨母坚持。 那声调， 后来我在哈代的小说“彼特利克夫人”的结尾似乎找到回音。
时隔多年， 这次我在澳洲与姨母秋后算帐，自觉苦大仇深。
哪有此事， 她根本不承认。 不信问你妈妈看看， 她说着就要打电话回美国。 老姐妹们没什么事，一天到晚就电话聊天。
那么多好事都记不得， 就记得些电车票，咸豆浆。姨母如是说。
怎么不记得， 当年在永安公司买了一条六元人民币的卡叽裤， 两旁的缝线是双跑明线， 穿回哈尔滨，其轰动程度跟七十年代末的羽绒衣， 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衫差不多。
还算有良心。 姨母这才放下抓在手里的电话。
我嘿嘿笑着， 想的仍然是卖票阿姨—阿婆那张可以由好看变为难看的脸。
中国各地以地方称人, 区别人的提法里, 上海人大概应该给人以最突出, 最有群体感, 最鲜明的地域观。
“阿拉上海宁(人)。”上海人常常如此宣称。
很多时候中国以省籍来区别人, 如山东人, 河北人, 有时以一个大地区, 如东北人。 讲官话的地区, 隔阂少些, 语言不通的地区, 尤其是广东, 福建, 排外情绪相对浓一些。文化经济差的地区, 排外就少, 因为事事有求于人, 文化经济发达一些的地方, 反而排外, 因为害怕别人来沾光。 上海经济发达， 所以人们觉得上海人排外。 其实他们只不过几个老乡在一起用乡音乡谈。 侬听勿懂, 不是阿拉上海人的错, 教把侬讲上海言话, 侬也讲勿来。 上海人说。
如今的上海人, 上海话也越讲越少。京腔雅言到处皆是, 外国话更是不稀奇。 稀奇的反而是外地人在上海肆无忌惮的讲外地话, 根本不在乎上海人的白眼, 那样的白眼也越来越少了。
那天跟朋友告别的时候，我对他们说, 上海人的变化真大呀。
朋友以为我说的是上海的变化, 点头同意说, 就是就是, 许多地方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路也找不到了。
我说， 我说的是上海人。
朋友看了我一会儿说, 我看没有。
我说怎么没有, 你们现在讲普通话了, 吃辣椒了, 不听评弹了, 怎么没有?
朋友说, 你还是不了解上海人, 你说的变, 其实就是没变。 变了的是上海的外表, 没变的是上海人的精明。
变， 就是没变， 很辩证。你要是近来到过上海， 你同意他所说吗？
(从金茂看明珠)
(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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