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沧桑(图）

泰宁古城

泰宁古城

　　泰宁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建镇，镇名归化。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改归化镇为归化场。中兴元年(958)又升归化场为归化县。是为泰宁建县之始。

　　刚刚建县的时候，泰宁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清顺治十一年《修复水道记略》说：“于时民居晨星，前坊其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时候，民房稀稀拉拉，毫不规范，地点主要在城西的前坊街一带(今合成氨厂厂址)。进入宋代以后，归化县经济繁荣，人口增殖，城市的扩建益显紧迫，于是就请了一位著名的风水先生来搞城市规划。这风水先生就是东川(今属云南)人范越凤。

　　范越凤来到泰宁，相度山脉形势，勘查溪流走向，风尘仆仆，走遍全县山山水水，依据山川龙脉走向，结合本县历史源流、文化背景，运用中国传统风水学的理论，为泰宁日后的城市建设制定出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规划首先是将城址向东移动了500余米，搬到炉峰山东侧山麓。

　　城址确定之后，便是挖掘水井，开通城市地下水道，待一切公共基础设施全部就绪，然后才开始建造街衢民居，迁徙城市。范越凤开挖地下水道时，还在北溪拦河筑坝，把河水引入下水道，平时既可解决市民洗刷用，发挥消防功能，发洪水时它还能分流部分河水，缓解灾情，设想非常周到，算得上是经典之作。范越凤的下水道设计又十分符合古代风水理论，城市搬迁以后，归化县“民物繁庶，人文丕振，”古镇百姓又把这项功劳记在范先生的头上，甚至认为，新城“风俗敦厚，编户殷足，处其庐者，皆能长子孙。”于是家家自觉遵守城建规则，维护排水设施，如果有人建房时影响到地下水沟，必将受到邻里的谴责。这样一来，下水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遭破坏。

　　除了城址的搬迁之外，古镇历史上的另一项城建大工程就要算是建造城墙了。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最重要标志，但修筑城墙又是一项极为耗费财力物力的庞大工程。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泰宁自建县以后的六百多年中始终没能把它建造起来。这在太平盛世，倒也无妨，一旦遇上乱世凶年，街衢没有屏障，兵匪长驱直入，便常常给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南宋建炎初年，邻寇四起，岁无宁日，知县章元振在城周建木栅藩篱，组织民兵日夜守护，保障了黎民的安宁，可算是古镇城墙的雏形。至明朝正德年间，皇上诏谕州邑营筑城垣，但那些年泰宁的治安状况还算良好，群众筑城的积极性不高，结果也只停留在口头议论，而没有真正实行。直至嘉靖三十八年，南昌举人熊鹗担任泰宁知县后才下定了筑城的决心。熊鹗到任不久就上书邵武知府邵德久，要求提取库存钱粮1.18万两白银作为营筑城墙的费用。邵知府极力支持他的计划，还亲自到泰宁来和熊知县一起测量地形，经营筹划，又从府库中拨出0.48万两白银用于补助工程费用之不足。营建城墙从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开工，采用划分地段，分片包干的办法进行，历时五年零七个月，至四十五年五月竣工。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日期来自乾隆《泰宁县志》的记述，另据县令熊鹗碑记记载：“……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年四月，城悉告成。”按此说法，耗时只6个来月，笔者认为筑城工程浩大，就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仅用半年时间便告完工，似乎违背常识，故采用县志之说。

　　新建的城墙东、南、北三面沿河，西边屏靠炉峰山麓。城外墙全用花岗岩条石砌成，内墙采用特大号的城砖，中间 夯土填实。城墙高5.3米，厚3.7米，周长2363米。开大小城门八个，东为“左圣门”，西为“右义门”(民国年间改为“共和门”)南为“泰阶门”(民国年间改为“中山门”)，北为“朝京门”(民国改为“中正门”)，东北“青云门”，东南“昼锦门”，西北“靖远门”，西南“菽仁门”。八座城门外接马路官道，上面建有城楼，可供卫兵驻守，墙头可以行人走马。城墙宏伟壮观，把整座古镇围成一个封闭的小城堡，是古镇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工程。其中所需完成的土石方难以统计。

　　城墙建成以后，历经万历二十一年、万历三十七年、清康熙十八年等三次特大洪水的冲击，墙体被冲塌数十米长，每次都依靠本镇民众的力量予以修复完好，乾隆廿四年，还加修了一段400多米长的沿河卵石护坡，使之更加牢固实用。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驻军第五十六师某团(团长田玉璠)为抵抗工农红军攻城，将炉峰山麓一段城墙拆除，移建炉峰山顶，又扩建了一段新的城墙。

　　古城墙历经沧桑，在冷兵器时代，城墙也确实是守备地方的有力武器，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大炮大量引进，城墙的防御功能基本丧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全国各地的城墙先后拆除，时至今日，那些极富文物保护价值的已经剩下不多了。泰宁算是有幸，至今仍有昼锦门至左圣门一段约300余米的墙体逃过了劫难，还留下了“昼锦”、“菽仁”两座城门和城楼下面的洗衣埠。

　　来源： 新华网泰宁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