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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赢利为目的
王景利，在北京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以及东方广场内做买卖，买卖的商品——世界顶级奢侈品。
除了代理世界顶级奢侈品，王景利还经营了一个商务会所，名片上写作“怡景园(私人)商务会所”。小小的括号，很拽地强调了一把“私人”——非圈内人士，概不会入内。
朝阳门外，走到怡景园北里东门，巷子墙壁的告示牌也明明白白地写着“私人会所严禁泊车”——再次很拽地拒了一把“闲杂人士”，沿着百米长的巷子行走就到了王景利的私人会所，会所门口泊着一辆漂亮的黄色跑车，应该是会所会员的车了。院外还是都城的喧嚣，院内却只有私家花园的宁馨了。
“我们代理西班牙雅致陶瓷。雅致是世界顶级品牌，采取的是全球会员制销售。我们代理的其它一些世界顶级品牌的产品，也同样实行会员制销售。当时就有一些产品会员跟我说，你能不能在北京设立一个私人会所啊，交通方便、闹中取静，大家一起也好有个地方坐坐、聚聚、聊聊，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怡景园(私人)商务会所就这么成立了。”王景利介绍。
王景利把自己的私人会所理解成一个大的客厅，客人来了，可以喝咖啡、喝茶、喝酒。怡景园的会员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代理的顶级品牌在中国的会员，另一种是会员推荐的朋友。截止8月初《小康》采访，怡景园的核心会员不过300人。
“怡景园并不赢利”。当然王景利还是很乐于继续将这个私人会所进行到底，因为“有其它方面的收益”。
贾鹏也慷慷慨慨地表示，“蓝宝石餐厅只为业主提供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
一位会所业内人士向《小康》透露，除各种行业会所外，北京90%的私人商务会所以及高档物业会所都处于不赢利或者持平状态。
圈子，隐秘的圈子
北京会所建设为什么得以迅速发展？所谓的精英们以何种心态进入会所？
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秘书长关山跃分析，会所是一个“舶来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开发热潮的兴起，物业会所从香港引入内地。此后，为了迎合消费需求，代表高品位的能够提供全方位便利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会所也应运而生。
会所为各界精英构筑了交流感情，休闲养生的价值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说，会所也是一个“新阶层沙龙”，除了情感和人脉的互动之外，当然还有其必然的商务意义。
北京的会所建设之所以蓬勃发展，其中确有会所本身的价值外延在发生作用。一些有识之士彻悟了会所的多种功能，尤其是北京会所与众不同的效益启示，不仅参与会所建设，而且成为会所活动的参与者。可以认为是“会所效应”直接驱动的结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一方面，会所生活方式，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违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无权指责的，但是另一方面，会所，是特殊群体的生活方式，与一般大众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贵族文化形态”，是有悖和谐社会建设的。在中国宏观社会分化加剧的视野下，会所社会文化价值目标，会给相当多的人带来相对的剥夺感。
夏学銮同时强调，他不主张政府公务员介入商务会所，政府是为所有纳税人服务的，公务员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纪苏分析，社会改革转型时期，工青妇组织、作协、画协等旧有的组织因为组织行政化，使人们的活力和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于是，个体化、原子化的人又开始了自主组织。
会所在北京及至在中国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前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高端人群，会所将这些高端人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他们不仅需要消费和娱乐，还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费和娱乐。
会所，所代表的是市民社会的人际网络。社会组织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资源。早在封建社会，中国即有各种文人雅局、歌乐妓馆，但彼时是官学一体，而现在经过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则变成了官产学的结合。
作者： 采写/《小康》记者 陈建芬 特约撰稿 李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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